祝湘辉、李晨阳 | 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是跨学科、多角度、交叉性的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全貌、知识体系的战略性需求与综合性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重构，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其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标志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正式生根发芽。这既是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回应，亦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发出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需要探讨，值得关注。本刊邀请多名学者，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的概念与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展望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走向深入。

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

祝湘辉

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缅甸研究院研究员

李晨阳

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是记载古代东南亚史料最多的国家，历代保存下来的正史、地方志、档案等史料浩如烟海。当时统治王朝强调“华夷之辨”，将东南亚诸国视为“蛮夷”之地，试图将其纳入朝贡体系。直到晚清，随着与中国交往的增加，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才重新进入中国的视野，各地书局相继出版了《越南地舆图说》《缅述》《黄輶日记》等涉及东南亚的书籍，体现了中国人对东南亚观念的更新。陈序经说：“欲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尤其是古代东南亚，非用中国资料。”霍尔说：“要获得关于这一地区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文资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东南亚史学术研究。

中国真正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阶段东南亚研究者首先转向了传统书籍，穷经皓首地梳理和考证古籍，全面挖掘有关东南亚的史料，并重新进行校注和诠释。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间，中国东南亚史研究以翻译国外东南亚书籍和考证南海、华侨等个别问题为主，研究范围有限。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转型期，学界开始大量引入新理论和范式，拓宽了东南亚史研究的题材和领域。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东南亚史经历了第三阶段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实践，走向了与区域国别研究结合之路。

目前评论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史耀南的《中国对东南亚史的研究》、戴可来和王介南的《中国十年来对东南亚的研究》、贺圣达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成就和展望》、袁丁的《评中国有关东南亚的研究》、陈奉林的《近十年来国内东南亚殖民主义史研究述评》、梁志明和李一平的《中国东南亚史学研究的进展与评估》，以及范宏伟的《新世纪以来关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现状分析》。这些作品全面梳理了以往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指出了研究问题、范式和路径的变迁。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区域国别视域下，剖析不同思潮、理论和方法之短长，透视区域国别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和能动作用，以不同时期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为例，构建中国东南亚史的发展进程。

中国东南亚史的研究成果很多，难以全部进行考察，因此需对其范围作出限定：本文着重考察研究东南亚区域和国别的论著，简化专门史作品，排除古籍资料、游记、传记等记叙性作品。即便如此，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仍不得不放弃对部分优秀文献的梳理。

一、传统考据时代与东南亚史研究的边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长傅、岑仲勉、陈序经、冯承钧等学者以挖掘和考证中国古籍为主，辅以西方资料，集中论证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和华侨华人史相关问题。李长傅的《南洋各国史》《南洋史纲要》、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王婆楞的《中缅关系史纲要》、黎正甫的《中暹关系史》、王任叔的《印尼社会发展概观》和夏光南的《中印缅道交通史》都是该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学者们探讨了东南亚史研究的边界。冯承钧认为，“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两地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则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在元明时期，当今的东南亚地区涵盖了东洋和西洋部分地区。陈显泗认为：“至清初，乃有南洋及东南洋之名；清中叶以后，今日的东南亚地区概称为南洋。今天的东南亚，就是历史上的南海（一部分）、东洋和南洋，在这个地域内的国家，就是我们东南亚史研究的范围。”

“东南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军战区之一，在战后成为一个政治、地理和历史概念，被学术界广泛采用。中国学者也接受了这一概念。在吴小安看来，从“南洋”到“东南亚”，不仅是名称的变化，而且代表了两种不同取向、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际政治霸权、不同身份认同和学术传统。南洋研究以中国和华侨华人为中心，而东南亚研究呈现出非常浓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表现为非殖民主义、冷战、发展与现代化，等等。

不过，阿米塔·阿查亚质疑，今天被称为东南亚的这片区域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发明。他表明，尽管早期东南亚各民族并不将自己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但长期的历史联系已然将东南亚融合为一个整体。阿查亚试图淡化东南亚的地理特征，强调东南亚各民族自古具有共同的思想、相似的生活方式和长期文化纽带，因而形成了一致性和区域性特征。

有一点可以确认，在对东南亚国家早期起源的研究中，中国古籍和学者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籍和学者对该区域的解释、创造和传播，经过伯希和、马司帛乐和戈岱司等西方学者的介绍，回流到东南亚，推动了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形成。缅甸的蒲甘、柬埔寨的吴哥、泰国的素可泰和爪哇的满者伯夷等古代王国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中。依靠中国古籍关于本民族起源和迁徙的记录，殖民地历史学家重构了被欧洲殖民之前的历史，使本民族能够重新审视被殖民者贬低的过去，增强本民族自豪感，以对抗欧洲文化的入侵。他们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了悠久的王朝世系、辉煌的文治武功和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独立后的东南亚新兴国家利用这些知识重建了民族谱系。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和古籍帮助东南亚各民族唤醒集体记忆，对其国家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传统路线延续与新理论、范式的引进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东南亚史学者延续了早期路线，重点翻译国外史学著作、研究华侨问题和国别史料汇编。如姚楠校注的《缅甸史》、陈序经的《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史研究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多数成果以内部研究、讲义和时事读物为主，对策性较强，集中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亚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中文古籍、史料整理和校注方面也有一些新作问世，如江应樑的《百夷传校注》、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谢方的《东西洋考》。韩振华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搜集了图书、地图、档案、方志、报刊和调查资料，融合了1982年以前有关南海诸岛的所有资料。黄国安等著《中越关系史简编》阐述了古代交趾与中国的交往，以及从公元10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的变迁。陈显泗等合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搜集自东汉至明清100多种古籍中有关柬埔寨的记载。郑鹤声、郑一钧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根据郑和下西洋的文物和调查资料，认为郑和不仅到过西洋，也到过东洋即婆罗国以东地区。可见，东南亚史学经历了前一时期的断层和跌宕后，重新复苏和延续。尽管缺乏突破，但为后续东南亚史学的转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新的灵感来源。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东南亚史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与现实相关的问题上，注重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中国学者正本清源，驳斥东南亚史中流传已久的谬见。杜玉亭、陈吕范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陈吕范的《素可泰访古——再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泰族起源问题研究》，提出南诏大理国的文物具有彝族和白族特色，大理和素可泰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确证了南诏、大理国非泰族所建，推翻了一百多年前由拉古柏里假设、流传甚广的“泰族建南诏王国说”。蒙文通的《越史丛考》驳斥了越南史学家陶维英提出的楚、越同族之说，“楚、越畛域既殊，楚、越亦不同祖，又据诸书所载，楚、越人民亦不得为同族也”。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者主动吸收新的理论和范式，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通史、国别史和华人华侨史著作。新的著作超越了早期对东南亚史描述性的书写，利用科学研究方法，探索其发展的规律和机制。这一时期的学者更注重审视和反思传统研究的主题和思路。梁志明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系统论证了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东南亚殖民地社会的特点。汪新生的《现代东南亚政治与外交》探讨了战后东南亚各国发展道路和现代化进程。何平的《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指出古代东南亚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形成的并非典型的奴隶制社会，而是封建制因素与奴隶制因素相伴而生的社会。贺圣达等人的《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将战后东南亚历史划分为西方议会民主制时期、集权型时期和调整变革时期，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秩序稳定呈正相关关系，稳定和渐进改革的东南亚国家取得了更明显的发展效绩。梁英明等合著的《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强调16世纪欧洲殖民者到来后，东南亚“内部的联系空前增加了”，贸易和市场将东南亚与全球网络联结在一起，从而为东南亚带来了近代性和现代性。中国学者注意到东南亚地区的整体性特征，并从地理结构、民族迁徙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解释早期东南亚发展的一致性。随着大陆东南亚缅、泰、越族的崛起和海岛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入，东南亚走上了多元、复杂的发展道路。西方殖民统治、华人移居东南亚，进一步加深了其多元化程度，形成民族和宗教的“马赛克”社会。在国别史方面，陈显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运用中国古代文献和柬埔寨学者的文献，论述了史前时期到独立时期的柬埔寨史。王任叔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引用大量古籍、考古发掘、碑铭，证明了印尼民族与亚洲大陆的民族起源于同一民族共同体，拔罗婆字体或纳加里字体书写的梵文碑铭证明古代印尼曾出现了印度化国家；《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展示了近代印尼人民反抗殖民者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进程。贺圣达的《缅甸史》采用中国古籍和西方学者的有关记载，发掘缅甸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内在联系，对早期国家、英国对缅甸殖民统治的特点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提出新的探讨。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阐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菲律宾历史。

在东南亚文化史方面，梁志明的《古代东南亚印度化问题刍议》在肯定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古代文明影响的同时,强调东南亚自身的文化特征，批驳了简单将古代东南亚看作“印度化国家”的观点。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指出早期东南亚文化由于其原始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加，海岛东南亚和大陆东南亚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童恩正的《南方文明》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以南，东南亚早期文明中的许多因素，与越人文化及百越民族南下有关联。这推翻了稻作、动物驯养和青铜器都起源于东南亚，东南亚为“东亚古代文化中心”之说。王介南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阐述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特点和趋势，认为稻谷由中国传入东南亚，棉花由东南亚通过两条途径传入中国，勾勒了中国与东南亚物质文化交流的路线。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采用了东南亚语和僧伽罗语资料，将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等纳入“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分析了各国南传佛教间的传承关系。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强调东南亚文化多样性和整体区域史观，但综合而言，中国东南亚史学者的视角是以民族国家为指向，以国家认同为基础。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政治最突出的特征，由于西方的扩张和影响，这一概念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区域国别的研究中，东南亚研究也难逃此窠臼。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已将目光投向“次区域”，如缅北克钦山区、婆罗洲中部雨林带、吕宋岛北部山区等。部分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佐米亚（Zomia）这一处于低地平原主导的国家之外的边缘地区。佐米亚的政治特征是它的“非国家空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逃避国家统治的群体。西方学者想象了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部与缅甸西北部交界这一与“中心区域”相对的“边缘区域”，并构建了该区域的知识话语体系。佐米亚范式部分解释了东南亚高地民族反对其所属国家主导的民族国家构建现象。将关注目光投向佐米亚这类边缘区域，有助于我们打破民族国家的单一视角，克服狭隘的区域史观。不过，韩恩泽等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佐米亚在20世纪上半期以来成了现代国家渗透的目标，主权野心、现代化、技术力量和国家构建都破坏了以往无政府的空间。佐米亚被分解为不同国家的组成部分，现代民族国家改变了当地人们的“不可读”状态。

三、跨学科和多领域导向的东南亚史

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使用了新理论和模型，既推进国别研究和专门史研究，又促进了区域研究和综合性整体研究。年鉴学派和后殖民主义史学理论等扩大了中国东南亚史的视野，比较研究、定量分析、口述调查等跨学科方法对东南亚史的书写产生了影响，思想史、女性史、口述史和环境史等受到关注。

这一时期华人华侨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东南亚华人族群、华侨民族主义、基督教与华人、华人迁移史、华人对东南亚国家发展的贡献及影响等议题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庄国土认为“东南亚华人族群”是东南亚本地的多元族群之一，不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族群性；随着华族政治地位改善和土著经济地位上升以及族群交流频繁，华族与土著关系将趋于和谐。张坚总结了20世纪初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目标和内在动力。朱峰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探讨近代移民东南亚的华人基督徒在文化交流与冲击中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宗教社区与族群传统的过程。高伟浓认为近代中国超负荷人口载量、经济衰败、政治迫害等导致华人向东南亚迁移；华侨的经济行为自成一体，具有高度的原发性。国别华人华侨史研究也获得相应发展，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华侨成为研究焦点。

东南亚国别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了纵深发展，《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越南通史》《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缅关系史》《中泰关系史》等相继出版。这一些学者坚守在国别领域，尽可能接近研究对象国文本和田野资源，对对象国历史进行精细化研究。尽管学界的兴趣越来越转向广泛的整体区域，国别研究者面临着艰难时期，但他们的叙事摆脱了基于对象国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和传统习俗等就事论事的窠臼，引入了政治地理、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等主题，体现了国别视角下东南亚史研究的趋势和指向，无疑丰富了新一代东南亚研究者的专业知识，重新唤起了研究者对国别研究的兴趣。

跨学科方法在东南亚史研究中也被采用。包茂红分析了东南亚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跨学科领域在东南亚史研究中的地位、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战后菲律宾森林经济与生态发展矛盾的历史，用跨学科方法解释了菲律宾森林滥伐的原因和影响。范若兰从女性主义出发，聚焦于东南亚国家女性参与政治的路径，探讨父权制和性别秩序对东南亚女性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影响。跨学科方法为我们研究东南亚史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环境和生态对东南亚国家形成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该影响长期被东南亚研究者忽视了。东南亚地处热带，这种环境决定了东南亚农业模式和人口结构。热带森林植被繁茂、土地长期休耕、人口密度低导致主要依赖贸易和商业的城市出现较晚，这可以解释古代东南亚国家形成迟缓、王国中心易于崩溃或转移的原因。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带来了新的开发模式和商业渗透，大规模毁林造田，推广水稻和橡胶种植，促进了集约型农业增长和人口稠密的定居社会出现，并不断将生产向边疆扩张。快速的环境变化对东南亚区域内贸易、社会和文化融合以及政治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东南亚文化史在这一时期再次成为关注点。贺圣达、梁志明、曹云华、周伟民、唐玲玲等学者从区域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共性、特色及变迁。他们将东南亚定义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和历史经验的独特区域，一方面承认东南亚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探索其文化、宗教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共性。综合而言，在寻找塑造东南亚早期历史的总体框架时，中西方学者采取了不同路径。中国学者从文化角度强调东南亚整体史观，以“通东南亚古今之变”。西方学者强调文化范式对理解东南亚的至关重要地位，利用“曼陀罗”等文化人类学概念，试图解释东南亚政治和历史演变过程。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强调东南亚区域的本土性和一致性。同样作为东南亚之外的他者，西方学者创造了“曼陀罗”“银河政体”和“尼加拉”等概念描述古代东南亚国家结构和国家间体系。沃尔特斯将曼陀罗概念推广到对蒲甘、吴哥、素可泰和占城等王朝的叙事中，在中国东南亚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力。借助对19世纪巴厘岛社会组织的观察和构思，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了本土文化导向的“尼加拉”范式，即由国王、神灵、仪式造就的古代东南亚“神王秩序”。这其实是曼陀罗的升级版。

西方学者们发明了这些概念并沉浸其中。在他们看来，这些概念反映了古代东南亚国家传统秩序的实质，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首先，它们是一种继承自古印度的“本土”模式，因此“保护”了东南亚研究免受以欧洲为中心的概念影响。其次，它们来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更具有人文主义倾向，而减少了国家政治色彩，这增加了其学术吸引力和解释力。实际上，它们并非本土概念，只是西方学者从当地原始资料中发掘的词语，但赋予其新的含义。这些模式延续了西方对东南亚地区的东方主义想象和建构。时至今日，孙来臣提醒东南亚史学者避免“以中国为中心、片面看待东南亚、夸大中国影响”的“中国中心主义”。在学习西方理论、范式和方法的同时，我们同样要关注中西方东南亚史叙事中的想象和构建成分。

四、走向新区域国别研究之路

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区域国别研究如何融入史学，如何推动跨学科对话，如何夯实其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的地位，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是传统学科对国外研究的地域延伸和综合应用，因此，东南亚史研究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史学对东南亚地区的延伸。东南亚史研究作为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国别特征。

“旧”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欧洲殖民官员通过实地考察收集详尽的数据，与探险家的游记和记述，成为最初区域国别的书写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等古老帝国的崩溃促成了拥有本土语言、文化和政治特征的新民族国家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亚非拉殖民地纷纷独立，美苏冷战加剧，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理解和研究不同国家和区域已关系到大国的国家利益。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区域国别研究开始衰落。冷战结束并不是区域国别研究退潮的唯一原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特殊性不再是理解的障碍，也降低了其重要性。“9·11事件”后二十余年内，美国再次加大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力度。建立于殖民需求和冷战霸权争夺基础上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称之为“旧”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时自身面临的环境已然发生了变化。西方殖民者对弱小民族鲸吞掠夺、丛林法则盛行的殖民世界已演变为后殖民世界，知识生产中心不再固定于西方，东南亚和其他非西方地区从研究对象转变为知识生产者，通信技术进步、基础设施完善和全球网络扩张深刻改变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家利益之间产生了更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国日益发展和“走出去”步伐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

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地区各国文化的同质化，区域间、国家间和群体间的差异将持续存在。宏大学科理论并不适用世界所有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必须适应不同国家和社会独特的政治发展水平、文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水平。区域国别研究提倡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的“深层经验知识”，鼓励理论、方法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契合了中国在面对来自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不同问题时，采取精细化、分层次和个性化应对措施的需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区域国别研究。

在一些国家的学术体系中，区域国别研究很早就被纳入历史学科之中。东南亚史研究应将区域国别研究与史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为史学提供非西方的知识，验证和补充史学理论，并以理论指导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早期中国东南亚史学者注重国别研究，此后日益强调该地区的整体性。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国别视角成为东南亚史研究中日益突出的特征。一般而言，中国东南亚史的研究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及文献上，更具有区域国别导向。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跨时空的普遍理论原则更感兴趣，更具有大学科导向。今天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跨学科方法，寻求融合科学和人文路径，探索区域国别和史学之间的交叉点。一些学者呼吁，区域国别研究通过培养“学术理论和洞察力”和“方法论上的自觉性”来满足其理论潜力和拓展研究的需要。

东南亚研究作为一个区域研究具有“外生性”，研究该地区的主要是中国和西方学者。西方对东南亚研究拥有历史上的霸权地位，中国正在迎头赶上。除新加坡，整个东南亚的历史研究并没有蓬勃发展起来。这影响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中国学者面对殖民主义史学和当地民族主义史学，选择了重建而非构建东南亚史，这对于“维护东南亚史”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地民族主义史学试图提升东南亚独立自主意识，却又无法与殖民主义史学切割，反而求助于西方虚构的神话时，中国学者的研究起到了辨别谬误、回归本真的作用。随着东南亚史学走向新区域国别研究之路，中国关于东南亚的区域知识将不断提升，问题导向将更加明确，研究边界也将不断扩展。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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